而对于有押送任务的运军们，朱祐樘也做了很周到的安排：船只的制作费和维护费改由工部负担，大头的费用算省下了，每只押运船除了损耗费外，另补贴白银二十两。并设定统一的过路标准，严查对运军的随意勒索行为，加上连坐式的监察体系，当官的也不得不收敛一下，总之日子是好过多了。
朱祐樘的苦心没有白费，几番整顿下来，国家收入开始增加，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大明王朝的国库渐渐地充实了起来。
而如果就此说丘濬是明代著名经济学家，貌似是有些夸大了。尽管上述的问题都写在他的《大学衍义补》里，但这些问题是当时大多数有识之士都能看到的，包括王恕、马文升等人也都有相关的陈奏。解决问题的建议也都大差不差，并没显出丘濬有多么了不起。
事实上，丘濬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原因在于：别人看到的问题他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问题，他也看到了。而他所看到的这个问题，不但奠定了弘治朝的盛世，更为明朝留下了一个新名词——资本主义萌芽。也正因为如此，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志送给丘濬一个光荣的称呼：中国15世纪经济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而另一个曾被列宁同志冠以类似荣誉的人，是宋朝大改革家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