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关于新教的有缺陷的世俗化的零星反思，同空想社会主义关于天主教尤其是新教将精神存在与自然存在进行二元区分的有害结果的研究相互呼应。此外，他对扭曲的世俗化的成熟批判，与他将基督徒的人格主义与世俗社会的长期结合融为一体。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描绘了新教的世俗习气的潜在集中和它固着于单个人对上帝的精神关系之上所造成的具体结果。正如他在1830年所做的那样，费尔巴哈否认新教的适当性本身可以为所有政治自由的有效性观点提供支撑。他写道，新教只能达到内在的“精神自由，即一种不需要牺牲和精力的自由——一种虚幻的、自我欺骗的自由；——一种来源于世俗的好处的自由，它存在于它的占有物和享乐之中！”通过将自由的真正实现推迟到来世，现代的基督教对当下和现世不做任何要求，所以这种自由将对世俗财产的占有和享受分配到我们自发的活动之中。[80]
在宗教改革后基督教的影响方面，市民社会的这两个维度在研究中被指涉到——个人生活的非政治化和随之而来的个体活动偏向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因此，费尔巴哈断言，典型的现代基督徒是一个“伪君子”、一个“说谎者”，“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自由贸易的旗帜”：“你想在彼岸世界享受旧的信仰的成果，然而在当前，你却享受着现代无信仰的果实。”[81]他把信仰与现代享乐主义二者的均衡描述为中庸之道，由此，或许是蓄意地，他将他的发现同建立于1830年革命中的法国“资本主义之王”的政体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