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初冬的上午，他身着一件旧绿呢军大衣，头戴一顶也是半旧的灰呢鸭舌帽，蹬着一辆嘎嘎作响的自行车来到了出版社。出版社连环相套的四合院已拆得零零乱乱，正建如今的办公大楼，我们无处可坐，只好在后院的食堂接待他。不知是仍未走出他创作的思维，还是军人的不苟言笑，第一次见面的他没有现在的滔滔不绝，只是定定地用那双近视镜片后面睿智而多思的眼睛看着我。为打破沉默，我直截了当说出了我对他两部书稿的评价和意见，当我说到《李大钊》一书篇幅太长，引文太多、希望他删除十万字时，他说话了：请让我想想，过几天回答你……我深知作家对作品的感情，为礼貌也为慰藉，我留他吃饭。但以那时的条件风习，在机关食堂吃份客饭，多加几个菜，也就只能如此了。后来，当两书出版，特别是《李大钊》一书破格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品研讨会，当时出席的国家主管最高领导人胡乔木、冯牧和众多著名评论家都满怀深情地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朝柱声名鹊起。他这也才暂时忘却了《李大钊》一书删掉十多万字的遗憾。可当后来谈起我们的初次见面时，朝柱总是幽默地调侃着：那是他告别音乐（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之前主要从事音乐创作）、踏入文坛的第一步，可那一步并不愉快，因为我不容商量地“割了他的肉”，而他对我的第一印象是“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