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福斯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也促使人们透过政治视角，揭示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进程，从而拓宽历史的研究领域。1896年，莫诺主张历史不应该只关注伟人和大事，还应该考察庞大而又发展缓慢的制度，以及经济和社会状况。①与前辈们相比，新一代史学家所秉持的共和观点更为激进。他们受饶勒斯《法国大革命：社会主义史》(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的影响，开始质疑占据支配地位的主流政治史观。历史学家亨利·豪塞(Henri Haus-er)和阿方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试图在课程设置中加入社会和经济史；中世纪史专家费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呼吁同行们更多地从事跨学科研究。1908年，一本面向经济和社会史的全新杂志问世。②
在莱茵河另一侧的德国，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也在质疑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机制，提倡一种“普遍史学”,试图将人类的一切活动囊括在内。兰普雷希特的观点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甚至在法国的刊物有所体现。比利时中古史专家亨利·皮朗1(Henri Pirenne,1862—1935)是兰普雷希特的朋友和学生，他在传统派的国立文献学院(Ecole des Chartes)和改革派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都有过求学的经历。他既受惠于法国的实证主义，也对其科学性的诉求持怀疑的态度。他才华横溢，一空依傍，在讨论西方城市文明的根基和比利时的历史时，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视角和中古史的局限，开创性地采用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他重提米什莱的理念，宣称历史如同人类的精神一样微妙，与人类瞬息万变的现实休戚相关。历史虽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但研究者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使命非常高贵，也很有必要性。皮朗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依旧致力于促进学者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德两国史学家沟通的枢纽。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