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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了淳朴的乡村与堕落的城市这类二元对立，书写甜美、健康的乡村女性到城市发展获得生命力.
大量展现早操和运动馆、拔河、短跑等体育场景，对比赛的刻画非常细致，把校际篮球赛作为重点，但缺乏长短分明的节奏安排，像农村男孩嫉妒补课教师接近素鹅的多角恋，与主线相脱节也没带来新的冲突.
值得一提片中对女性身体的展示集中在学校空间，素鹅高挑的身材、碎花衣服的打扮在课堂上穿着水手服的摩登同学中显得引人注目，穿长裙参加赛跑、不换膝裙就加入游泳比赛、篮球竞技也带着遮阳帽，为了突出女性魅力的商业性刻意不让她穿正式服装参加体育，素鹅身上离不开封闭落后的男权观念：在教练鼓励、父亲劝说下才重回赛场，而弃武从文居然是因为向神仙发过誓.
校长和女老师讨论欺凌、成绩的教学台词太书面化，创作思维还停留在民国时期的左翼说教电影.
佐临曾以“鸯蝴太轻”为由拒绝执导（《主播》原名为《主播》），轻，便是轻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批判稍欠力度. 40年代，进步文艺评论对喜剧依然抱持着相对暧昧、保守的态度，担心民众们在笑声中忘记了痛苦，疏泄了对现实的怨恨与不满. 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播》当然是一个相当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代表性文本，它一点儿也不轻. 虽然缺乏对复杂纷乱的现实情境的描摹，但彼时上海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等大量事实在细节的铺排中也可见一斑，且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 石挥的戏剧式表演将五官及肢体开发到极限，李丽华也将媚俗而又矛盾的状态也演绎得细致入微，以至于在故事最后，当李丽华选择了“坐在自行车后座笑”而非“坐在宝马车上哭”时，竟是如此地合理且毋庸置疑. 这是疾苦民众们在爱情上辉煌的胜利与凯旋. 主播是指“主持人型播音员”. 简单理解，播音是在读别人的话；主持是在说自己的话. 主播比播音员要多做许多工作，是播音员和主持人的综合体. 比如一般的播音员就是按稿件播读即可，而主播则往往需要做策划、编辑、采访、制作、导播、主持等一系列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