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天真的電影世界，因為二戰帶入黑暗深淵之中，那二戰之後又有沒有任何一場戰爭改變電影人，或者敘事方式，例如越戰發生下的美國電影，或者為爭取獨立，舉起反殖旗幟的第三世界.     我們又如何去描述這些世界？是不是只有一種講述方式？是不是只有娛樂化，奇觀化的視聽形式，才可以將戰爭最殘忍一面刺激觀眾？看得我異常不安的，就算電影穿插了真實人物的紀錄訪問，又借助動畫重現也好，也隱藏不了背後那一套美國電影的敘事模式，最戲劇性的情節帶出關鍵時刻的重要，極煽情地對年輕生命離開的無奈，還有最後一定要借助充滿正能量的文字來交代主角往後人生，形式與故事的政治性背道而馳，一位一生反美，努力將第三世界的聲音帶到西方的記者，竟然是以美國電影中的大英雄視覺來講述，這不是一種諷刺和不尊重？還是你想記者從棺材彈出來找你這班創作者算帳？罕见的影像，镜头基本上只专注于框住单独个体的运动轨迹，褒曼作为主角不仅占据画面的绝对中心，其他的不同空间里的角色与自然场景的空镜头甚至成了各种状语定语和形容词修饰的累积，从如此种种细腻的运动中看，二人确是天作之合 意识形态冲突其实被罗西里尼归为战争偶然激发的（而非遗留）问题.     该片的短镜头段落仍带着新闻影片的质感，使得导演的基本立场（即使在以单体作为绝对主角的条件下）是偏向民粹宗教或是美利坚，几乎全取决于观众的个人经验（我才不会说看那些血淋淋的巨型海鱼看到饿了呢）.     然而这种情况终结在另一罕见之处，影片选择在对神袛的无助呼嚎中结束，这样选择打破了罗西里尼一贯相信天主教面对现代社会自我调和能力——至少是努力调解过后的力不从心（一如该片中的神父）.     此景此情，与其说这是皈依，不如说是在胁迫下的精神自杀

“来都来了”、“孩子还小”、“大过年的”、“都不容易”……这些四字俗语，活跃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里，它们表现了中国人在面对问题时，习惯于无条件妥协退让的生活态度.     生活中总有层出不穷的难题，误入虎口面临生命危险、家长失职熊孩子惹人反感、老人电梯抽烟不听劝阻、情场失意欲求不得、生意不顺赔钱破产、婚姻危机家庭破裂……当生活开启困难模式，“来都来了”式生活态度究竟能帮助我们解决难题，还是让我们陷入困局？全明星阵容演绎最贴近生活的故事，探讨笑对生活的人生哲学.